那件事发生在一个特别重要的周二。我记得很清楚，因为那天上午我要去见一位期待已久的客户，谈一笔不小的单子。为了显得精神，我特意穿了那身最合体的深灰色西装。早餐是在街角那家我常去的快餐店解决的，一个培根蛋堡，一杯加浓美式——和往常一样。谁能想到，这寻常的一切，会引向后来那样狼狈的境地。

会议安排在客户公司气派的二十层会议室。就在我对着投影屏幕，讲到最关键的市场数据时，第一阵隐痛毫无征兆地从小腹深处拧了上来。那感觉起初像是个闷闷的玩笑，我稍稍调整了站姿，试图忽略它。可它并非玩笑。痛感迅速变得尖锐、迫切，且带有一种不容分说的节奏感，伴随着一阵不祥的、咕噜噜的肠鸣。我的后背瞬间沁出了一层薄汗，不是热，是慌。客户的嘴在一张一合，我却开始听不清具体词汇，全部心神都用来对抗身体内部那场愈演愈烈的“暴动”。

我勉强挤出一个微笑，说了句“抱歉，请稍等片刻”，尽量让步伐显得从容不迫，实则每一步都像踩在刀尖上，朝着记忆里走廊尽头的洗手间方向“挪”去。那几十米的距离，漫长如马拉松。更绝望的是，推开门，每个隔间门下的缝隙都明明白白地透出双脚的阴影——满员。那一刻，天旋地转。腹中的绞痛已呈雷霆万钧之势，我几乎能感觉到防线在寸寸失守。脸上血色褪尽，只能死死咬住牙关，夹紧双腿，用一种极其古怪僵硬的姿势立在洗手池边，与镜子里那个面色惨白、额头冒汗的可怜人对视。每一秒都是酷刑，每一次有人吹着手从隔间出来，于我都是救赎的曙光。




最终占据那个宝贵位置时，我已近乎虚脱。尴尬、羞耻、还有剧烈的腹痛交织在一起，让我在狭小的空间里浑身发抖。事情来得凶猛，去得却也快。风暴过后，只剩下一身疲惫和满心懊丧。精心准备的会议彻底搞砸了，我不得不以“突发急病”这种苍白无力的理由提前离开，客户眼中的关切之下，分明藏着疑惑与一丝不易察觉的不悦。坐在回家的出租车里，看着窗外飞逝的街景，一种强烈的屈辱感和对身体失控的愤怒笼罩了我。我不仅仅搞丢了一个潜在订单，更仿佛在那一刻，对自己成年人的体面失去了掌控。

但或许人就是这样，不在最糟糕的境地里狠狠摔一跤，就不会真正停下来看看是哪里出了问题。那天之后的好几天，我都打不起精神，肠胃也一直隐隐不适，畏畏缩缩。直到周末，被那种挥之不去的颓败感驱使着，我才终于去看了医生。不是草草了事，而是认认真真挂了一个消化内科的专家号。




医生是个头发花白、说话慢条斯理的老先生，没急着开药，反而花了很长时间问我各种问题：最近吃了什么？工作压力大吗？睡眠怎么样？平时爱喝冰的吗？早餐是不是经常匆匆解决？……我一一回答，像在接受一场关于自己生活方式的审判。听着听着，我自己都吓了一跳。原来我的“日常”如此漏洞百出：为了多睡十分钟，早餐永远是油腻快餐或干脆不吃；咖啡当水喝，而且必须是冰美式；项目紧张时，熬夜是家常便饭，宵夜则是重油重盐的烧烤外卖；至于压力，它就像背景音，从未真正离开过。